今天見到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再次報道的重慶警方認定的李莊“幫助偽證”的四個情節。我逐條審查了其行為和《刑法》306條的構成要件，初步可以認定指控罪名不成立，李莊無罪。重慶警方早日放人會更主動些。

無罪的分析，其實我《中青報奇文批判》中已經都點到了，因為該報的前文已經透露了警方的指控立案的依據。只是今天的報道他們說得更詳細了，可以針對性地分析。

從他們公布的事實看，李莊案已經不單是對某個律師或者“撈錢”的反感惹禍，而是對《刑事訴訟法》中律師執業規范、執業權利基本概念的長期誤解和混亂。這個問題不解決，對中國律師的危險，不會只在重慶。

試析如下：

第一、律師有權在審判階段向被告宣讀其他被告的筆錄。

[中青報]第一是“向龔剛模宣讀同案犯筆錄”。據警方調查，李莊在11月24日會見龔剛模時，“將兩至三份犯罪嫌疑人的筆錄念給龔聽。”11月26日會見中，李莊告訴龔剛模，其被指控的一些罪行，“其他嫌疑人在交代材料中并未提到你。”據警方調查，李莊在12月4日會見時幫龔與其妻串證。其間李莊曾說:“我想讓你老婆出庭給你作個證，證明你不是黑社會。你要配合她說。” 

[評析]公安機關這一觀點是違反刑訴法的一種誤解。律師在開庭前會見被告，可以向被告宣讀其本人原先的口供、同案其他人的口供、其他的律師已經調查到的證據，進行事實核對和鑒別，從而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斷，作出有罪還是無罪、認定還是否定、確認某情節還是否認某情節的辯護思路，決定是有罪辯護還是無罪辯護、是無罪辯護還是從輕辯護，寫出辯護詞。如果不進行這一程序，律師無法上庭辯護。因為公權力偵查三個月半年，是單方對被告，并無律師在場；律師不核實就匆忙上庭，無法履行辯護職責。法庭上是法官駕馭審判，可以隨時打斷，不可能由律師自由、充分、全面地向被告進行核實詢問，只有事先進行。所有辦刑事案的負責任的律師，這個工作都是必須做的。根本不違規，更談不上犯罪。

進入審判階段，偵查已經結束。所有指控證據已經固定，被告本人法庭上怎么說，只是一種法庭展示，已經影響不了原先的證據，除非原先的證據是虛假的刑訊形成的。如果其法庭翻供被法庭接受，說明其原口供是虛假的；如果法庭認為翻供不可信，就會采納原供。因此，律師核對只會影響被告庭供，而不會影響全案判斷。

第二、律師告知被告法庭上應當如何陳述，回答還是不回答某一問題的詢問，是基本的辯護職能的組成部分。不違反法律。

[中青報]第二是“教唆龔剛模翻供”。  據警方調查，12月4日，李莊會見龔剛模時教他在一些事情上說不知道，“就三個字完了，別的不要多說。”  警方有關人士透露，調查中還了解到，在11月24日“李莊明確告訴龔剛模，把故意x人案的起因和動機推給樊奇杭。” 

[評析]律師是被告接受審判時，國家法律設定的在強大的公權力對面保護其應有權利的唯一的力量。人類要設計律師制度，就是要律師幫助沒有專業法律知識的被告，在喪失自由、被限制活動能力、接受審判時能夠準確表達，不會被誤導，不會被控方裝進發問的圈套。因此，律師指導被告法庭表現，如何回答，是其基本責任之一，否則我們不必要設立律師制度，職權主義審判抓起來不用審判就可以定罪。說“把故意x人案的起因和動機推給樊奇杭”，這句話是否屬實待查明。如果有，這是違規的。按照李莊的執業水平，一般不可能會這樣去指導。這個說法是怎么來的？，一種可能是監視錄像錄音，如果有，看守所是違法的；另一來源就是被告向公安的“檢舉”，這是根本不可信的。但是，即便李莊這樣說了，也只構成執業紀律的違規，不構成犯罪。《律師法》規定律師為了被告利益有權保密不檢舉其犯罪，在傳統觀念中這就是包庇罪，但現在這不是是律師權利，還是責任，必須保密。律師給被告指導不構成犯罪。

第三、要被告法庭上指控刑訊逼供，不可能構成幫助偽證罪。

[中青報]第三是，“唆使龔剛模謊稱被刑訊逼供”。 

[評析]《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對偵查違法行為有控告權，律師有幫助控告的責任。在打黑偵查中的刑訊逼供，是普遍現象。僅憑警方自己的說法，就稱律師“唆使”，是“謊稱”，說沒有“刑訊逼供”，這是一種專橫和幼稚。有沒有刑訊逼供，只有到法庭上去辯明。在被告都還沒有開庭前，就說律師指導控告是犯罪，是一種“專政”強權觀念。把被告已經先認定為罪犯了。把警察違法行為已經天然豁免了。

第四、“教唆被告配合其擾亂庭審秩序”是警方非常混亂的概念，同幫助偽證罪更不搭邊

[中青報]第四是，“教唆龔剛模配合其擾亂庭審秩序”。  據警方調查發現，在兩次會見中，李莊對龔剛模說，他會在開庭時提出休庭，鑒定龔的傷情，“如果法庭不予采納，我就當庭離開，讓開不成庭。按規定來說法庭會要求你3天以內另行委托律師，如果不委托法庭就為你指定律師。你要記得一點，堅持只要我給你辯護，就開不了庭。”

[評析]律師申請休庭，是法定權利。被告要不要更換律師，也是法定權利。將法定權利告知被告，讓被告在高壓的環境下不被誤導和屈服，同律師配合好，迫使法庭按符合《刑訴法》的規定開庭，是一個有經驗的律師，面對不正常環境工的審判中，應當而且必須事先同被告溝通的辦案方法。律候和被告有沒有違法擾亂法庭秩序，只有事實發生了才可以作出認定，再來決定該不該追究。現在的這種指控，是根本不懂辯護的偵查一方的門戶之見。如果這幾個警察是從律師出身的，就不會如此外行而對李莊產生這樣的成見。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情緒不是重慶特產，是全國現在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的普遍看法，對阻斷其習慣辦案走向的，就理解為“違法律師”，是犯罪，說到底還是“公權天然正義論”。 

第五，李莊行為不符合“辯護人偽造證據罪”構成要件。

從上述的四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莊律師不構成刑法306條的“幫助偽證罪”。《刑法》306條原文是“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利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徒刑。”因此。規制的行為對象其實有三種，一種是律師本人毀證偽造證據；一種是幫助被告人毀證；一種是引誘證人偽證。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對被告的幫助偽證，只有毀滅偽造證據才構成，是對有形的證據的改變，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變。是“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沒有說改變其口供的律師影響也是犯罪；影響言辭的偽證行為，只限證于證人的范圍。不是對被告。是指“威脅、利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因此，這三種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構成要件不重合。“幫助偽證罪”，根本不包括影響被告本人口供的改變。這是重慶公安機關、“聯合調查組”沒有準確理解《刑法》306條，再加上對阻撓其“嚴打”的律師的偏見和敵視，導致的一個錯誤定性。

如上所言，這種概念的混亂，其實在中國現在的公安機關、看守所、檢察機關中普遍存在。這個問題不搞明白，將嚴重危害中國刑事辯護的全局，會產生更多的“雞同鴨講”的誤解和錯案。全國的刑法學家、刑事律師、公安、檢察機關的法制人員，都有義務研究這個問題，廓清一些基本概念的界限。而不要直接牽扯到對整個重慶打黑的肯定或者否定，搞“以群劃線”，“以地劃線”，讓門戶之見掩蓋真正的問題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