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勛：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http://news.sina.com.cn/pl/2009-12-20/082019298285.shtml)

眼下，重慶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進行得可謂“如火如荼”。盡管一些人拍手稱快，但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和憂慮。比如，李莊律師的所謂“偽造證據案”，里面疑點重重，已經引起了律師界和普通民眾的廣泛關注。就在此時，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慶市局長林育均在重慶“主城九區律師工作座談會”上說:“在當前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重慶律師必須顧大局、講誠信、守紀律、重操守。”并強調“重慶律師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12月19日《南方都市報》)

其實，人們一聽這話并不陌生，因為早在今年8月，某官員就已經講過類似的話，要求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從法理上講，從我國的《憲法》和《律師法》的規定上講，這樣的要求完全誤解和扭曲了律師的角色，把律師當成了政客或者官僚，當成了利益政治(而非“原則政治”)的附庸，當成了權力的幫兇，背離了法治精神和人權保護原則。我們的《憲法》確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第三十三條)。那么，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允許公民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公民這種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在三大訴訟法中都有規定，不得受到侵犯。

根據我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第二條)。律師的職責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同上)。在這里，律師的角色定位很明確，他們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人”，不是“為政治提供服務的人”。他們的職責是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不是維護“政府官員的權力”；是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不是維護“紀律的恣意推行”；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不是維護 “戕害公平正義的大局”。

從這個意義上講，律師只需要“遵守憲法和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律師法》第三條)，不應當“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如果要求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那“憲法、法律、律師職業道德”該放在什么樣的位置上？難道“政治”、“大局”和“紀律”高于憲法和法律？從法理上講，憲法可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呀！難道還有高于人民意志的“政治”、“大局”和“紀律”？

也許有人會說，人家所說的“政治”、“大局”和“紀律”與“憲法和法律”是一致的。那么，我的疑問是:既然二者是一致的，那還有必要再用不同的詞語重復一遍嗎？實際上，從語義學上講，“政治”、“大局”和“紀律”與“憲法和法律”在含義上是差別很大的，硬說它們一致恐怕有悖定義的規則，導致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揭示的那種對語言的濫用。

退一步講，即便要求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也根本無法公正地實施。誰能說清楚這條“清規戒律”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律師需要講“什么樣的政治”，什么才是“政治”？律師需要顧“什么樣的大局”？什么才是“大局”？律師需要守“什么樣的紀律”？什么才是“紀律”？

如果不是玩文字游戲的話，我相信，沒有人能說得清楚。這種含混模糊的口號根本不適用于法律領域，根本無法要求一個律師去遵守，因為法律領域里講求確定性，只有具有相對確定含義的規則，律師才能遵守。這正是法治的基本要義之一，否則的話，就要淪為人治——一種喜怒無常的治理模式。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愿意回到人治時代，愿意生活在不講規則的危險社會里，因為在那樣的社會里，哪怕一個擁有很高權力的人也無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權利。

法治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律師是推動法治和保護人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律師這個群體，就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就沒有對人權的有效保護。現代公民所擁有的所有基本權利，幾乎都是律師堅持不懈地幫助當事人爭取來的。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律師既捍衛了當事人的權利，又促進了整個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對于這樣一個群體，公權力機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呵護和尊重，應當捍衛他們神圣和高貴的辯護權利。

然而，不幸的是，近幾年來，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律師的辯護權利屢遭侵犯，甚至出現了一些律師因正當行使辯護權而被治罪的案例。一些政府官員仍用陳舊的眼光看待律師，把律師看成自己權力的敵人，想方設法刁難和壓制律師。這種錯誤的態度和做法不僅違反了憲法和法律，而且阻礙了法治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