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之簡介:法律界泰斗, 張思之：83歲，北京市前副會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辯護小組組長、《中國律師》雜志創辦人。

記者：李莊案以“偽證罪”、“妨礙作證罪”起訴，可否認為此事已塵埃落定？　　張：只能說是在意料之中。中國官場的運作規律在起著支配作用，只能如是，不然怎么了結？
　　　　記者：前景如何？
　　　　張：不想推測。李莊被捕一周迅即起訴，倘以博弈喻之，是步快棋，只是布局有欠周密，“將軍”急切，弄得不好又說不定是步矢棋。一是難說證據已經足夠，再者似乎沒有全面結合相關法律的精神過細考慮。是否也能“快判”，取決于法庭之上的另一輪博弈。
　　　　記者：哪些法律精神沒考慮到？
　　　　張：重慶的“專案組”方面有那么多專家護航，何用我班門弄斧？不過智者千慮，請容我從另一個角度提個醒。
　　　　人們記得，12日，李莊電告：“經組織決定，我們康達律師事務所兩名律師全部從龔案撤出，不再擔任辯護人，請轉告有關方面”。（見《重慶打黑驚曝“律師造假門”》）一句話：不干了，我們撤！這是李莊的意思表示，又是他所屬事務所的組織決定，是一種鄭重的法律行為。我們可以不必考慮事務所的決定是否妥帖合理，這里最關重要的是：即使警方前此對李莊的指控統統合法有據，罪名成立，人家決定“撤出”，“不再”干了，這正符合“中止”的刑法規定，而“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刑法第24條2款）如何免除，各案互異，不能一概而論，更不一定都能不經程序不受審理，但依據立法主旨，不必施以強制措施應無疑義。還有什么必要得信當晚就來捕人，急如星火，跟著又從快起訴？更何況李莊是否有罪尚在未定之天，談不上“免除”！看來是非“辦”不可，成竹在胸了。
　　　　記者：您認為警方考慮的重點在哪里？
　　　　張：這不是我可以回答的問題。但愿意斗膽度一次“君子之腹”。我猜測，決心整治李莊，意在“一石三鳥”。首先是滅李莊氣焰。我不認識李莊，以前也沒聽說過。從現有材料中，他容易給人以輕狂、高傲，有時目中無人、往往不識大體的印象，總之諸多討嫌。警方如斷為“囂張”，或非空穴來風。
　　　　其次是xx李莊“背景”的威風。警方認為，李莊之所以敢于“偽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李莊之流有恃無恐的關系背景”，指的正是“在京城也頗有‘背景’”的康達事務所，（所引均見14日文章《律師造假門》）您不是有“背景”么？我這里大權在握，請君試之。
　　　　再就是打打“像趕場一樣云集重慶”（見上引14日文）的北京律師的氣勢。重慶打黑涉及犯罪嫌疑人數百之眾，家屬來京聘請律師，抵渝介入訴訟者至今總共8人，驚呼“云集”，近似藝術夸張；指為“趕場”，情同人格貶損。要害是把北京律師“云集”的目的限定于“獲得高額回報”和“尋找施行‘潛規則’的機會”，從中覓得“驅散”口實。
　　　　可是，“高額回報”是否取之有道，要看是否違規。至于潛規則之說，不知何所指。潛規則也是“規則”，各方都應“施行”。這是潛規則定義的規定性內涵。律師行業何時有了“潛規則”，而且還成了“司法腐敗的支撐點”，見不得人；我無知，只能沉默。唯警方不滿之情在此溢于言表，自然不妨掛角一“將”，順勢而已；x一儆百，何樂不為？
　　　　記者：那篇文章，對律師作用的估量與評價都低。
　　　　張：律師而今14萬之眾，不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應當如何評價，允許樂山樂水，更會仁智互見。但似乎不應當因某一或某些律師違了規、犯了法，就由是降低律師的整體作用進而削弱乃至否定律師制度。您看14日某報那篇長文，以《打黑驚曝“律師造假門”》為題，在結尾處先公示資料，說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勝訴比例僅占5%，然后突發奇問：“面對（95%敗訴的）當事人巨大訴訟投入，有多少律師會對當事人說‘對不起’？”跟著得出結論：“律師的尷尬行為和濫用潛規則，（給當事人造成‘第二次傷害’的）災難全由國家和民眾承受，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機關來承受……潛規則沖擊著黨和政府形象，讓黨和政府埋單！”
　　　　好鋒利！果如此，律師真的是罪孽深重依法當誅了。不過真把那組勝敗比例的數據考察明白，問題也就清澈見底了。姑且不論律師執業中的勝負難定準則，沒有標尺，文章所說的95%與5%，似乎驚人，其實它回避了一個重要前提，即在訴訟中判決無一例外的100%正確，還得確保一二兩審的結論絕對一致，常年一貫！此理易明，無須分析。30年來，年年有冤假錯案平反，包括錯x，律師略有勞績，不敢稱功；只是應計入5%呢，還是95%？其間給當事人造成的“傷害”該由誰來道聲“對不起”？誰來“埋單”，從而力挽日趨弱化的“公信力”？公布這組數據，本意在證明中國律師制度的無效無用，酷打在律師身上；可轉念一想，它又反映出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嚴重缺失，豈不又痛在法官心上！這，應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我說了觀點，可依然覺得這種討論過于沉重，特別是由一個具體的事件無端地牽扯出與“個案”無關的事體，遠離了主題。因此我想，對訴訟來說，就事論事，一石一鳥豈不甚好？
　　　　記者：您認為現有證據能不能坐實起訴的罪名？
　　　　張：李莊案發，一家大報先發了那篇“核心調查”，明指律師造假，隔日又發了7篇專項報道。綜合八文論據，大致有三：一、李莊面授龔某五招“翻身秘術”，內含“謊稱被刑訊逼供，否認以前口供”。二、“到提出了一系列杜撰的問題”，包括被告人被刑訊逼供。三、李莊要龔某在開庭時“以傷情鑒定為由”，配合其擾亂庭審秩序。至于證據，除龔某檢舉外，被告人的“辯解”是注定不在其內的，有法律規定也不作數。于是另舉了律師馬曉軍和吳家友二人的證言。謹對此說點淺見--
　　　　總起來看，論據、證據都指向“謊稱”刑訊逼供。
　　　　在刑事訴訟中，刑訊逼供的“有、無”之爭往往并不尖銳卻都極其復雜。攻者說“有”，辯者說“拿證據來！”法庭態度盡人皆知，數不盡的裁判文書都堪作證，不講也罷。
　　　　然而作為律師，對于如此重大的原則性問題，愚以為不可不爭，即使是碰得頭破血流，最終被判決駁斥。這應是律師執業的“底線”。
　　　　具體到李案，到底是不是“謊稱”，有沒有“杜撰”，必須對案情做具體分析。人們不會不注意，上述大報長文即那篇以“律師造假門”為題的“調查報告”中曾說：李莊讓龔某“在開庭時以傷情鑒定為由配合其擾亂庭審秩序”。問題焦點顯現了：既有“傷情”之議，必有傷痕在身。那么，“傷”在何處？誰人所致？程度如何？怎樣了結？如果這不是另一場“躲貓貓”，該不該問？律師知“傷”而生“情”，要求鑒定，應屬盡職盡責，依法辦事，何干“杜撰”？不能稱“謊”。無論鑒定結論怎樣落筆，律師的做法都無可指責。試看那么多那么嚴重的刑訊逼供，連被押的在職警官（例如云南的杜培武，受刑慘重，死去活來，險遭冤x）都難幸免，主管、主事、主要責任人，誰站出來認過錯？中央屢禁而不止，難道不該鼓勵律師們在這方面盡忠職守多加把勁？大家聯手，齊心協力，x住刑訊這種歪風，終止這般惡行，標明社會在進步，該有多好！
　　　　眼下爭議的情況極易查明：一經法醫查驗，有、無之說自然會有是非之判。人們拭目以待。
　　　　兩份律師的證言當然重要。
　　　　馬證：李莊說過要搞“傷情鑒定”，而未涉及其他。證的是律師之間探討訴訟技巧、包括應對審訊的手段與策略，非關“謊稱”。
　　　　吳證：李莊曾要他找警察出具確有刑訊逼供的假證，被斷然拒絕，此后再未提及。權且認定吳證屬實（未經質證，不知李莊有無分辨），也只能推斷李莊曾有“犯意”，并無行為，更不可能有損害結果：構不成已經付諸實現的“謊稱”即“偽證”，扯不上罪。
　　　　應加著重說明：這里研究的是“犯罪構成”，不涉及主體的職業道德、思想品質、工作風格。后者事關重大，資訊太少，應另行專題討論。
　　　　記者：想聽聽您對媒體在李莊事件中的報道有哪些意見或者建議？
　　　　張：您出了難題。
　　　　律師與媒體的關系，前曾屢屢表達意見，無非是夢想兩軍合流，共謀“監督”大局，此外已無新意。聯系實際，而今出現了復雜情勢，一時還不便展開討論，當下只說說圍繞李案報道而生出的一些想法與看法。
　　　　重頭文章是一家大報的那篇“核心調查”，題為《重慶打黑驚曝“律師造假門”》，仿佛是記者的采訪結晶；但從風格、語氣、文路直到觀念、觀點，官味頗濃，官話挺足：究竟是誰的調查，縱稱“獨家”，也不能排除疑問。
　　　　緊跟著，隔了一天，又連發七篇專項報道。與上文不同，時間、地點、主體、對象以及關涉的內容，無不清清楚楚，真的是記者采訪。唯在不經意中流露了一個令人驚詫的情況：她們的采訪成果源于當地官員恩準的“特權”，實實在在是獨家獨有！“原來如此！……”
　　　　如此這般，還能暢所應言忠實履行輿論的監督職能么？
　　　　記者：報社記者實地采訪，會有什么特權？
　　　　張：理論上沒有，實際上享有。她們硬是開創了記者在“刑事偵查階段”可以采訪在押人員的先例。對比律師依法會見那么艱難，就能測出此例的分量，“特”在哪里！我擔心設如各地今后群起效尤，要不熱鬧才怪。
　　　　記者：她們明說已經“辦了法律手續”，難道還有問題？
　　　　張：什么“法律手續”？比方說批個白條算不算？記者與訴訟有什么法律關系需要她們在履行職責時辦“法律手續”？北京的代表到重慶調查李案情況，竟然未見到李莊，難道是缺少“法律手續”？不過對此也沒有必要苛責記者，要害在于某些手握重權的官員，執法時太過隨意，如此而已。
　　　　記者：請繼續說完您的看法？
　　　　張：大報為獲得“獨家”美譽，也許無妨承受些“委屈”，但得有底線，萬不能有損報紙聲譽。
　　　　人們記得，報紙公布李莊向犯罪嫌疑人“面授五招‘翻身秘術’”之后，頃刻之間，律師慘遭圍剿。可是，請想想：既是“秘術”，外人如何得知？特別是，對“五招”的具體情節，在在語焉不詳，不見證據。看來這只能是專案人員的主觀歸納與總結，如無旁證，怎敢輕信？一家大報，如此誤導讀者，犯下這樣低級的錯誤，看來記者工作一旦與官員需求連了體，效果不會美妙，為得“獨家”，痛失“獨立”，其中教訓，何其深刻！遙念小川，心有戚戚。
　　　　記者：您認為應當怎樣估量律師在“打黑”中的作用？
　　　　張：“打黑”，重點就是懲治犯罪。30年來，在罪與罰這個特定領域，我們從理論到實踐，從觀念到制度，從程序到實體，從人員到組織，已經在大體上制定了一套合乎實用的法律制度和相應的法律規范。就中律師的作用無非是挖掘與依靠事實真相，探討并遵循相關法律規范，有效地制約、抵消或者防范公權的濫用，極力維護當事人的法定權利。站在全局的高度審視問題，每一成功的辯護，無不體現法律的魅力，反映法律的公正與權威，證明著律師作為天然的人權主義者，已是民主與法治的堅實支柱。誠然，可以也應該指責律師尚有多少嚴重的瑕疵與不足，更無妨辯論《律師法》是否超前（見上述“核心調查”）；但中國律師從整體上看，畢竟常懷奮力前行的志趣，葆有勃勃生機，堅毅地克服著前路的艱難險阻，成長為推進民主、實現法治的一支無可替代的力量。他們，不，我們這個集體，無愧于小草民，無愧于大時代！
　　　　2009年冬至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