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標侵權的主觀方面怎樣規定的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六)項將幫助型商標間接侵權責任的主觀構成要件明確界定為“故意”。故意，是指行為人知道侵權行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權行為發生。因而，構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關于“知道”的解讀，存在諸多爭議。就“知道”標準而言，包括 “明知”“應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內容也有“概括知曉”與“具體知曉”之分。1.知道的標準：“明知”而非“應知”或“有理由知道”明知，是指行為人明確知道侵權事實存在。明知不同于應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謂應知，是指根據行為人的預見能力和預見范圍，如果其應當預見侵權行為的發生，但由于未盡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謹慎義務，從而導致損害后果的發生或擴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個“合理理性人”通過實施合理注意義務將會知道該事實，該行為人就會被認為推定知道該事實。由此可見，應知、有理由知道都為行為人設置了注意義務，行為人履行了注意義務就應當知道侵權事實的存在，沒有履行該義務，就有著應當知道而不知道的過錯。從法律解釋角度分析，構成商標間接侵權的主觀故意的“知道”不應當包括應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與過失的內部構造不同。二者均由“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構造而成，故意的“認識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結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損害結果的發生;過失的“認識因素”是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輕信能夠避免損害結果的發生。二者“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有明顯不同，不能混淆和誤用。應知和有理由知道為行為人設置了注意義務，判定時以行為人的預見能力和預見范圍為基礎，因此，其屬于過失的認識因素。如果將應知、有理由知道作為判斷商標間接侵權責任的主觀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過失的認識因素，這在法律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標間接侵權責任中不應當給行為人設置注意義務。危險是注意義務的產生根源，危險的制造者或管控者應承擔損害預見義務或損害防止義務。而商標間接侵權的行為人，如市場開辦者，并非直接實施商標侵權行為人，不是侵權危險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沒有義務管理和控制侵權危險。2.知道的內容：“具體知曉”而非“概括知曉”對于知道的具體內容，可分為“概括知曉”與“具體知曉”。不應將“概括知曉”或“大概知道”作為判斷行為人主觀故意的標準，而應采取“具體知曉”標準，即行為人確切知道實際發生的侵權事實，這也是“明知”的應有之義。首先，行為人只有“具體知曉”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權。“具體知曉”與“概括知曉”是關于知道對象不同的描述。“具體知曉”的對象是特定的，能確切知曉某直接侵權人實施了何種侵犯權利人商標權的行為，而“概括知曉”只是對侵權行為有普遍性的認知。當市場開辦者知曉哪一商戶銷售了何種商品侵犯了誰的商標權時，才構成“具體知曉”，如果僅知曉其市場內存在售假行為，而不清楚具體的商戶，就屬于“概括知曉”。明知某具體侵權行為，市場開辦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權行為，此時，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為具有間接侵權的故意。其次，“具體知曉”符合商標間接侵權制度的設立初衷。在科技與商業十分發達的當下，商標直接侵權由以往集中化、專業化向分散化、業余化方向發展。面對眾多、分散的商標侵權者，要求“間接侵權者”與“直接侵權者”就損害后果負連帶責任，商標權人就能通過起訴更具有實力的“間接侵權者”及時獲得有效的救濟。間接侵權制度有效地解決了權利人搜索成本與訴訟成本問題，這無疑是一個偏向于權利人的制度設計。然而，這種偏向必須要有所限制，否則將不適當地擴大商標權人的權利范圍，對競爭造成損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曉”標準，不管行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權行為存在，其就可能承擔間接侵權的責任，會進一步了擴大商標權人的權利，有違間接侵權制度只是適當擴大權利人救濟范圍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會損害公共利益。最后，“概括知曉”有悖于實質性非侵權用途理論。間接侵權人為直接侵權人提供的幫助條件包括技術、倉儲、經營場所等。這些幫助條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權使用兩面性。市場開辦者開辦市場時，其目的并非將市場專門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經營場所，因此，應當給予市場生存空間。如果泛泛地猜測市場內可能有商戶存在侵權，就推定市場開辦者有幫助侵權的主觀故意，無疑是加大了市場開辦者的法律責任。我國的行政執法單位在辦理這類違法案件時，根據相關的案件受害單位可以要求相關的賠償。如這類違法單位不予賠償的，可以向當地的人民法院進行訴訟。由我國的人民法院進行審理這類案件，判決這類違法案件的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