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分子外逃后再投案自首，雖然不影響對其自首的認定，但在法律的適用上應當有所區別。 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筆者以為，一是對聞風而逃后再投案自首的貪官，在定罪量刑時不能忽略其加重處罰的情節；二是同比情況下，犯罪后外逃再自首與不外逃這兩者，在定罪量刑上，前者應重于后者。眾所周知 ，犯罪后外逃目的在于逃避法律制裁，其主觀惡性大，社會影響壞，相對于不逃或投案自首者，其行為應構成加重處罰情節。一方面由于外逃使案件的無法及時偵破，不能有效地打擊犯罪、懲罰犯罪；另一方面由于外逃犯流竄在外，易重新犯罪，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特別是領導者干部職務犯罪，由于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大多屬于高智能犯罪，尤其是一對一的賄賂案件，一旦犯罪嫌疑人聞風而逃，輕則延誤辦案時機，增大司法成本，難以深挖余罪和串案；重則難以成案，使大案化小、小案化了，逃避法律追究。 不管犯罪分子出于何種目的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給社會和他人帶來一定的危害，都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事實上犯罪后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即有的愿意受到法律的懲處，也有的則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外逃。那么對犯罪后外逃這一行為該如何處理？《刑法》第316條明確規定：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脫逃的，構成脫逃罪，犯脫逃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徒。顯然這是對特定對象即依法被關押的對象而言，而對未依法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如何處罰，則至今無任何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予以規定。外逃最終無非是兩種結局：或反抗到底直至被抓捕或外逃后自動歸案。結合刑法理論，我們清楚地看出，犯罪后外逃無論是抓捕歸案還是自動歸案，都應當加重處罰，即使是自動歸案的也不能忽略其曾經有外逃這一從重處罰情節。由于法律對外逃或外逃主動歸案的處罰無明文規定，因而具體適用法律時滲透了大量的地方意志與長官意志，以致處理這類案件時難免存在著地區間、對象間執法不一、執法不公現象，這無疑讓犯了罪但不愿受法律追究的外逃分子鉆了法律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