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明確減刑、假釋程序與訴訟程序存在較大的區別，減刑、假釋程序缺乏激烈對抗的兩造格局，唯一已罪犯對立的被害人由于調查手段有限，難于進行實質性對抗，同時由于國家對管制、拘役刑的執行的控制力較弱，再加上看守所、監獄管理的封閉性，證據表現比較隱敝，在刑罰執行機關提出減刑、假釋建議的前提下，對犯罪不利的證據必然更為隱蔽，這就決定了減刑、假釋程序無法構建由當事人推進的，對抗式的調查模式，而需要強化法官的調查職權、主動查明事實，但所有調查所得的證據都必須在庭上出示，證人應出庭，進行質證，筆者建議，在庭審前，由法院在監獄或罪犯刑罰的其他執行場所設置調查意見書，發放調查函，多方獲得罪犯實際情況，對于對罪犯報減刑、假釋有異議者，法官應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在公開審理中公開，異議者還可作為證人出庭。 重構減刑、假釋程序的參與者，讓那些可能受到程序結果不利影響的人即罪犯和被害人都充分，有效地參與到程序過程中來，使其受到人道和尊嚴的對待。 　　一方面，要讓罪犯成為程序的參與者。現代刑罰認為，刑罰要改造的是罪犯的錯誤犯罪行為，而不是罪犯本身。這就意味著，罪犯在認罪服法，努力改造的過程中隨著改造程度的進展，享有與之相適應的減刑、假釋權利。 　　知悉權（應確保罪犯在開庭前一定的期間內知道開庭的時間），要求公開審判權、申請回避權、參與法庭調查權、最后陳述權、獲取法律幫助權（即罪犯有權聘請律師或其它代理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代為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的有關法律事宜），但是有些罪犯在入獄后經濟困難`，國家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使罪犯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同時應賦予罪犯對減刑、假釋裁定的上訴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