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國《刑訴法》第九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但這遠還不是“米蘭達規則”意義上的沉默權。這一條款的可操作性非常 差，在實踐中，法庭訊問，對與本案有無關系的判定權由法官掌握；偵訊中問題相關性的判定權，在屬于強勢的偵查人員那里，并且偵查期間案情不明，與本案有關 無關，一時也很難判明。該法條雖然想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但實質上不能完成這一目標。當然，盡管法律作出了這樣的規定，可是在偵訊中，犯罪嫌疑熱完全有 可能對與本案有關的問題也以沉默對抗訊問。沉默是一種天生的人權，而非法定權利。無論法律上是否規定了沉默權，是否在實踐中對訊問保持沉默，權利的行使都 在犯罪嫌疑人的手中，即便是在可以刑訊逼供的年代中，當事人也可能沉默不供，當然他可能要因此經受刑訊。刑訊逼供，考驗的是人的身體忍耐折磨的意志能力。 能忍受折磨的案犯，可能逃過法律懲罰；忍受不住折磨的無辜者，可能被打入冤獄。 在 確定刑訊逼供為非法的現代社會里，立法確定沉默權的實質是明確一種舉證的責任。無論是自訴案件還是公訴案件，舉證的責任都在控方，類似民事案件中的“誰主 張誰舉證”。犯罪嫌疑人沒有舉證的責任，法律將之表述為：“任何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更為恰當。因而即便在訊問中被刑訊逼供時，他仍然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在這里，沉默權是一種經驗型的而非法律性的表述。引申來看，沉默權，或者更準確地說“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實質上是無罪推定原則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 國在法條上雖然還沒有確立沉默權，也沒有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但《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一百六 十二條第三款：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諸如此類，已經確立了一些無罪推定的原則和制度。而第一百四條則要求，檢察在審查案件 中可以要求公安提供證據和有關補偵的規定等條款，實際上都明確了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在公訴案件中的舉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