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斗毆行為極容易造成人身傷害，情節惡劣者將會危機社會治安，影響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帶來不良的社會風氣。我國法律嚴格打擊打架斗毆的行為，其中聚眾斗毆、持械斗毆都是性質比較惡劣的違法犯罪行為，更需要法律嚴懲。那么對于持械斗毆的嚴格定義是什么?持刀槍斗毆可以認定為是持械斗毆嗎?下面本站對的我們給您普及一下相關法律知識。持刀槍斗毆可以認定為是持械斗毆嗎?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一款在聚眾斗毆罪中規定了四種加重情節，但是實踐中對持械聚眾斗毆的把握判斷五花八門，莫衷一是，造成了大量的案件同案不同判，嚴重影響了法律的統一適用。應該說，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但與我國沒有中央層面的司法解釋與規范性文件有很大關系，我國的最高司法層面僅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對聚眾斗毆罪的量刑提出了簡單的指導意見，沒有關于聚眾斗毆罪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任何相關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相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前述立案追訴標準外，也無相關規范性文件，對“持械”的認定沒有任何幫助。一、理論觀點對于何為“持械聚眾斗毆”，《刑法罪名精釋(第四版)》認為，“主要是指參加聚眾斗毆的人員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種槍支武器進行斗毆”的情形。這是司法實踐中最權威的觀點。該觀點強調，一是必須實際使用，二是限于棍棒、刀具以及各種槍支武器，至于是為什么限于以上器械，有沒有相關的判斷標準，則沒有給出理由。至于是事先準備的，還是現場隨手拾取的，則沒有提及。《刑法分則實務研究(第五版)》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是“用隨身攜帶的兇器毆斗，或者利用毆斗現場原有器物毆斗。這里所說的兇器是指足以造成傷亡的危險器械。”根據該觀點，在實際使用上與前述觀點沒有區別，但是對于“械”的界定沒有具體限制，只要是“足以造成傷亡的危險器械”都可以，而且是不限于攜帶，也包括現場利用。《百罪通論》雖未對“械”作出明確界定，但明確提出“行為人在聚眾斗毆過程中從對方手中奪得器械而使用或者在斗毆的現場隨手找到器械而使用，都不能認定為持械，因為這里行為人缺乏持械斗毆的故意。”這一點有別于《刑法分則實務研究》的觀點。二、地方層面指導意見在地方層面，江浙滬三地都出臺了本地區有關聚眾斗毆的指導意見。上海市的意見認為，“持械”是指參加聚眾斗毆的人員使用器械或者為斗毆攜帶器械但實際未使用的情形。這里的“器械”是指各種槍支、刀具、棍棒、磚塊等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該情形包括事先準備器械并持器械參與斗毆，也包括在實施過程中臨時獲得器械并持器械進行斗毆。參與預謀持械聚眾斗毆，或者明知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持械，即使本人未使用或攜帶器械，構成本罪的，也均應以持械斗毆認定。江蘇省的意見認為，“械”是指各種槍支、治安管制器具、棍棒等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對于持磚塊、酒瓶類一般工具進行斗毆的，要結合所持一般工具在斗毆中的使用情況及造成的后果等情節，認定是否為“械”。 “持械”是指參加聚眾斗毆的人員直接使用器械斗毆，或者在斗毆中攜帶并且顯示但實際未使用的情形。持械既包括事先準備器械并在斗毆中使用，也包括在實施斗毆過程中臨時就地取材獲得器械并使用。對于奪取對方所持器械并使用的，以持械聚眾斗毆論處。參與預謀持械聚眾斗毆，或者明知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攜帶器械，即使本人未攜帶和使用器械，構成共同犯罪的，也均以持械聚眾斗毆論處。對于預謀持械聚眾斗毆但沒有將器械帶到斗毆現場或對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攜帶器械進行積極阻止的，可不以持械聚眾斗毆論處。浙江省則回避了對“械”的界定。而江蘇省2000年10月11日出臺的《關于辦理聚眾斗毆等幾類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則明確了“械”的“足以致人死亡”的標準，更加合理。通過對比發現，上海、江蘇兩地都對“械”的界定采取不完全列舉法，都將“足以致人傷亡”作為判斷標準。但對于“持械”的認定，兩地的意見既包括實際使用，也包括實際攜帶而未使用的情形;既包括事先準備并攜帶至現場，也包括臨時從現場取得的情形，甚至江蘇省走的更遠，把奪取對方所持器械并使用的都包括在內。通過上述對法律條文的探討我們能夠看出，刑法規定持械斗毆不僅僅是在打架斗毆的過程中攜帶有棍棒等一類的工具，在實際的斗毆過程中進行使用才符合持械斗毆的定義。而在地方相關法律法規中對持械斗毆也有不同的解釋，江蘇省司法相關部門認為器械不僅限于各種槍支棍棒管制刀具等，其他具有傷害性的物品也應屬于器械的范圍內。關于“持刀槍斗毆可以認定為是持械斗毆嗎?”的問題我們就先解答到這里，您的其它疑問可以向本站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