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取征地補償款 ，應當根據詐騙罪定罪，依據刑法規定，騙取公私財物3000-10000元屬于數額較大，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騙取數額3-10萬元，屬于數額巨大，判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騙取數額5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村民套取國家征地補償2萬元，涉嫌詐騙罪，應當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詐騙行為在生活中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你所說的騙取征地補償款的情況是屬于詐騙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和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與“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二種形態(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認定的起點：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行為是否明知?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和刑法理論，內外勾結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屬于共同犯罪范疇，內外勾結的行為認定也就必須符合共犯的特征。共同犯罪故意的判斷對內外勾結認定至關重要。共同犯罪故意的有無往往取決于行為人和其他犯罪人是否進行了意思聯絡，具體到征地補償中，即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事實是否明知。如明知，則進人共同犯罪的判斷領域;不明知，則不存在共犯問題。(二)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征地補償款行為具備了明知的條件下，就進入了共同犯罪的認定領域。結合其客觀行為，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有如下三種：(1)事中明知 不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開始對他人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的行為并不知情，但隨著征地工作開展而知曉，在補償款被騙取之前而不作為，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2)事前明知 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在其履行職務之前，就知曉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行為而予以幫助，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3)事前積極共謀 積極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事前積極與他人共謀騙取征地補償款，其職務便利是達致騙取結果的主要方式，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內外勾結的三種實踐形態都屬于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雖然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這種程度上的差別卻妨礙了司法實踐中對共同貪污罪的認定，造成了此類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二、行為的定性：構成要件的解讀(一)侵犯法益的種類。法益，是指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具有多重功能，如刑事政策機能、違法評價機能、解釋論機能等。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是指法益具有作為違法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入罪判斷是確定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的過程，而行為構成是根據一個或多個法益來制定的，法益是行為構成形成的基石，因此，行為符合行為構成就意味著行為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2]正是因為法益在刑法規范中占有基礎性和核心功能，才使得其能夠用于指導解釋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也即法益的解釋論機能)，因此認定法益是分析案件的第一步。法益的定位是一個整體性思維，結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客觀的職務行為與其主觀心態，其可能侵犯的法益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賄、貪污)、公共財產(貪污)，甚至還有國家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及國民對此的信賴(濫用職權)。因此可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綜上所述，騙取征地補償款，對于國家工作人員明知有意騙取，不揭發的，屬于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明知騙取仍然予以幫助，共同參與謀劃騙取行為，收受騙取人財物的。屬于共同犯罪，應當判處的罪名有貪污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