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我國建立自己的條款時基本上沿用了倫敦保險協會條款關于一切險的提法和責任范圍。在1972年，我國對1963年條款進行修改時， “一切險”被改為“綜合險”（英文名稱仍是“ALL RISKS”）， “綜合險”的責任范圍定為“除包括上述全損險和基本險的責任外，本保險還對被保險貨物在運輸途中由于外來原因造成的短少、短量、滲漏、碰撞、破碎、鉤損、雨淋、生銹、受潮、發霉、串味、沾污等全部或部分損失也負責賠償”。即將綜合險的責任列明為15個險別，而這與“ALL RISKS”的原意是大相徑庭的。 在1981年1月1日修訂并生效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國際保險條款海洋運輸貨物保險條款中將“綜合險”又改成了“一切險”，英文名稱仍是“ALL RISKS”，且“一切險”的承保范圍為“除包括上列平安險和水漬險的各項責任外，本保險還負責被保險貨物在運輸途中由于外來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損失。”與國際上通行的責任范圍基本統一。 但原保險主管機關中國人民銀行在銀函（1997）210號《關于海洋運輸貨物一切險條款的解釋的請示的復函》，將“外來原因”明確為“僅指偷竊、提貨不著、淡水雨淋、短量、混雜、沾污、滲漏、碰損、串味、受潮受熱、鉤損、包裝破裂、銹損”，似乎又回到了72年條款的老路上，并從此引發了保險業界、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熱烈探討及司法實踐中的搖擺不定。 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大儒羅森貝克的理論，法律規范被分為“權利產生規范”、“權利妨礙規范”、“權利消滅規范”和“權利受制規范”。羅森貝克指出——主張權利存在的人，應就權利產生的法律要件事實舉證；主張權利妨礙的人，應就權利妨礙的法律要件事實舉證；主張權利消滅的人，應就權利消滅的法律要件事實舉證；主張權利受制的人，應就權利受制的法律要件事實舉證。 被保險人主張保險人賠付，依據的是《海商法》第237條“發生保險事故造成損失后，保險人應當及時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賠償。”，這當然屬于“權利產生規范”，被保險人應當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對此，《海商法》第251條、《保險法》第22條都有明確規定。 那么，在投保了海洋貨物運輸一切險情況下，被保險人的舉證責任要達到何種程度呢？ 根據保險單條款，一切險所承保的風險，是貨物由于外來原因所致的損失，加上平安險下的四項承保風險，即施救費用、轉運費用、共同海損犧牲、分攤和救助費用，以及根據運輸合同中的“船舶互撞責任”條款，應由貨方償還船方的損失。從邏輯的角度看，該范圍排除了海洋貨物運輸發生以前和結束以后發生的事故；從風險的角度，該范圍排除了確定的損失，例如貨物的通常損耗，本身的缺陷和特性；從法律的角度看，除外責任的效力優于責任范圍的效力，損失若屬除外責任，保險人有權拒賠。 因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如果“一切險”條款中的“外來原因”被認定為是中國人民銀行復函中的“列明原因”，則被保險人要主張權利，必須證明所發生的損失是由“平安險”、“水漬險”中所列明的風險或“偷竊、提貨不著、淡水雨淋、短量、混雜。沾污、滲漏、碰損、破損、串味、受潮受熱、鉤損、包裝破裂、銹損”其中之一造成的，若不能證明損失屬于其中之一項風險所造成，則被保險人舉證不能，將承擔訴訟中的不利后果。而在被保險人作出如此苛刻的舉證后，才輪到保險人根據“權利消滅規范”舉證“免責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