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起重大涉稅刑案的成功辯護詞

鄒同軍律師 河南•洛陽 閱讀：4 次

  一、本案涉嫌單位犯罪，倪某不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應當受到處罰的主體。
   根據“洛公（經）據同字某號”拘留通知書載明信息，倪某涉嫌我國《刑法》第205條罪名。該條罪名既可以是自然人犯罪也可以是單位犯罪。辯護人查閱了涉案公司的工商檔案，涉案的X市甲公司是由河南省XX有限公司變更而來的，成立時間離本案的案發時間比較久。根據常理判斷，發起人股東不大可能以犯罪為目的成立公司，或者是該公司成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結合最高人民..1999年實施的《最高人民..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判斷，本案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中受票一方是甲公司，票據涉及的買賣合同是以甲公司的名義對外簽訂的合同。從了解到涉案多人的情況來看，涉嫌犯罪絕不是某一個公司領導的個人意志推動實施犯罪，而是多名公司高管參與其中，這說明涉嫌犯罪行為體現了公司的意志。只要甲公司存在基本的財務制度和人事管理，甲公司從事犯罪的逃稅、避稅所產生的犯罪利益，應當是由公司受益，倪某本人并不是受益者，這也符合單位犯罪的特征。總之，本案是以公司名義為了公司的整體利益而實施的涉嫌犯罪行為。本案涉嫌的犯罪應該是單位犯罪而不是自然人犯罪[m.hbhongyijixie.com]。
   我國《刑法》第30條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刑法》205條第2款對承擔刑事責任人范圍也做了完全相同的規定。本案，依照前述倪某的涉案行為，辯護人認為，單位犯罪不同于.同犯罪。.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同故意實施犯罪，只要有.同的意思聯絡，.同或者單獨實施部分、全部罪行的，主犯和從犯都是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單位犯罪則不同，單位犯罪的責任承擔主體除了單位外，自然人僅限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履行工作職責過程中參與實施單位犯罪行為的一般職員，不是虛開增值稅行為的直接責任人員，更不是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的直接負責的責任人員[中法網]。
   辯護人認為法律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一般職員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從屬地位、被管理地位，上級的指示，很難期望不去服從，不配合。呂某、朱某、馬某、楊某、王某等是主管人員及直接責任人員。倪某是一般的職員，不是該條罪名規定應當承擔責任的主體。

二、辯護人傾向認為倪某在涉嫌犯罪構成中主觀要件不夠明確。
   1、從倪某在甲公司獲取工資報酬來看，一般難以期望其具有犯罪動機。倪某所能得到的工資也僅僅是每月1900元。其之前在公司領取的工資僅為每月1080元，在公司工作六七年，工資基本沒怎么漲。這個工資數額是其所在市區規定的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數額。公司既沒有給其干股，也沒有給其分紅，也沒有發放額外報酬，其能得到也就僅僅是這點微薄的工資而已。并且，其案發前已經3個月都沒有領取到工資了。社保費用個人的雖已經被單位扣取，但是單位已經2年未給交社保費用了。從甲公司獲取的利益來看，與其稱是公司的普通職員一般得到的待遇相符。
   2、從倪某獲取工資報酬之外利益情況來分析，看不出倪某能受什么利益驅使去故意實施犯罪。甲公司沒有給倪某授予過什么名譽、榮譽，未安排重要崗位。甲公司的主管人員與倪某也非親屬、朋友等親近關系。如假設倪某有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動機，那么這個動機的根源很難講的通[m.hbhongyijixie.com]。按照常理，一個人犯罪，要么為名，要么圖利，要么達到某種目的。甲公司的高管實施犯罪，要么是謀取作為股東的分紅利益，要么是謀取高額職務工資。但是，就辯護人現了解的情況來看，倪某不是公司的領導層成員，也不是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公司逃稅不逃稅，避稅不避稅，基本和倪某沒有利益關系。現在還看不出倪某能受什么名利、利益驅使、能有什么動機去實施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
   3、從倪某的認知來看，其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規定和常見表現形式不了解。辯護人問倪某虛開增值稅發票都有哪些表現形式時，倪某對此一無所知[中法網]。倪某畢業于XX學院，是漢語言文學專升本專業，他沒有會計或者是法律專業的的受教育背景，也沒有受過該方面的培訓。倪某接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也僅僅限于接觸、登記。倪某稱不了解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要件內容，是可以相信的。
   基于以上意見，辯護人傾向認為倪某對甲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并不主觀明知。

三、辯護人傾向認為倪某沒有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提供幫助。
   1、辯護人對倪某工作進行梳理發現，倪某在甲公司工作按時間先后順序分三個階段。..個階段是2012年3月到2014年7月，倪某的工作是結算、登記票。結算工作內容登記是公司向下游的開發票贖金數額等情況及業務員的出庫單，上游公司的業務員拿進項票和入庫單進行登記結算。登記票則是受公司領導楊某的吩咐，對增值稅發票情況進行登記。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工作職責是結算。第三個階段是2016年6月至案發。其工作職責是給上、下游企業復印、裝訂需要的單位資質文件，登記業務人員給上游企業采購委托書、業務人員給下游企業的銷售委托書。此外，受主管領導王某吩咐，登記部分發票[m.hbhongyijixie.com]。
   2、通過對倪某工作內容進行梳理、分析可以看出，..、二階段里的結算工作，實質是登記工作，單純的記錄，就是對業務人員的進出情況按部就班的進行登記，其結算工作是服務于業務人員。倪某稱，公司的業務人員很多，結算任務大，常常忙的連喝水或者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加上考慮倪某的結算工作不同于統計工作，也不同于會計工作，對于甲公司購銷與賬面是否相符，不是倪某的工作范圍，倪某也沒有能力辨別出來。第三個階段的復印、裝訂工作。從該工作也看不出對涉嫌犯罪有什么幫助作用。..、三階段的登記發票工作，這些都是受楊某、王某的指使，按照票面上的票號、出票單位、金額等進行登記。如果偵查機關查明涉嫌犯罪的虛開發票是出在這個環節，那倪某也是不知情的。倪某沒有職責核對這些發票是否有出庫、入庫單，是否和真實的交易相符。更重要的是，倪某在登記的時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行為已經完成。倪某只不過是對犯罪有關的證據內容事后不知情的進行了記錄。這一點懇請特別注意。
   3、除了年終大會或者極少數全體公司員工大會，倪某沒有參加過公司高層會議，比如股東大會、董事會、決策會議。倪某沒有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出謀劃策。
   基于以上理由，辯護人傾向認為倪某沒有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提供幫助。
四、關于倪某是否涉嫌《刑法》307條規定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辯護人多次詢問倪某，有沒有隱匿、銷毀、轉移公司賬本的行為，并向其講明其中的利害關系，以及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倪某堅稱沒有[m.hbhongyijixie.com]。辯護人相信倪某對辯護人信任，相信倪某對辯護人說的是實話。如果本案有其他犯罪嫌疑人稱倪某保管有部分賬本，請考慮是不是這些人是基于相互之間的利害關系而推卸責任，請考慮除了這些人口頭上陳述之外還有什么其他證據，請考慮倪某平時是否有保管賬本的職責。
   辯護人認為，從一般常理來分析，隱藏該賬本對倪某沒有任何利益。即使賬本有問題也不是倪某的責任，倪某沒有必要堅持到連偵查人員明確要求提交賬本仍堅持不拿出的地步。再一點，追究倪某該罪，還需要倪某能夠明確認識到該賬本是犯罪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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